通识教学部陈明波老师听讲座后谈到，“白教授站在东西方文化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宏观的视角，依尼采和孟子关于“怜悯”的相关论述为蓝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怜悯”这种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在东西文化中的起源以及“怜悯之情”对于维系现代化人类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现代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也为中国怎样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社会提供了一种思路。白教授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发人深省，自己收获颇多。”
2021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陈小红讲座结束后感叹到，“白彤东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讲与恻隐之心相关的哲学问题。尼采是个矛盾的人，因为尼采的文字叙述与现实实践往往背道而行。尼采认为恻隐之心是现代人才拥有的道德，古代人没有恻隐之心。而孟子则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今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可见，恻隐之心既是现代人的道德，也是古代有识之士的底线。现实社会之中，大家都是陌生人，要使一个国家的陌生人凝聚在一起，恻隐之心的道德约束是一种先行条件。”
是同情还是侧隐之心？怜悯的道德，一直被称为欧洲文化最险恶的症状，更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为“现代最软弱最可耻的情感”。不同的哲学家们对怜悯的看法更是出奇的一致。那么，它为什么被各大思想家所看轻？而一直不齿“同情”的尼采又为何会在疯癫前的最后一刻展现出他的怜悯？3月9日晚19点，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在下里巴人剧场与各位同学一同共同探讨恻隐之心的现代性本质,带领同学们一切探讨有关“恻隐之心”的哲学问题。
讲座开始，白彤东教授从“尼采与孟子”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开始向同学们谈起。介绍了在尼采心中所理解的“同情心”，怜悯作为现代病症：是“‘不自我中心的’价值、怜悯的直觉、自我否定、自我牺牲，”是“人类之重大危险”。“怜悯的道德”，是“欧洲文化的最险恶的症状”；是一种“可耻的现代的情感软弱”。白彤东教授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东西。直到今日，哲学家们都曾一致同意怜悯是无价值的，对于柏拉图、斯宾诺莎、拉罗什富科和康德四位有着明显不同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也是统一的，他们对“怜悯”是看低和轻视的。因为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怜悯并不被重视，在欧洲现代才逐渐的被重视起来。对于此种变化，尼采用“主人与奴隶”的道德与反叛的思想来解释。但这种思想却无法说明“恻隐之心”会成为孟子思想的道德之根本，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的一部分。白彤东教授指出，如果将“周秦之变”看作是与欧洲相同的一种现代化过程，那么中国的先秦哲学就等同于一种现代哲学。
而在此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同情心的地位的变化，变成为了古代中国变革时期与西方现代化变革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情心”地位的变化也成为现代化的变革特征。白彤东教授认为，同情心能转化为“内在凝聚力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情心能够提供这种凝聚?白彤东教授解释道，在《孟子 ·尽心上》中，孟子指出，君子对人民要“仁之而弗亲”。因此，基于这一点，白彤东教授强调，“同情心”是针对陌生人社会而提出的。而西方古希腊社会，相对于周秦之变后的中国和现代化后的欧洲，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但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 ，即从“小国寡民”过渡的时代 ，同情心被渐渐得以重视 ，因此也推动了“同情”的基督教的盛行。
除此之外，关于恻隐之心的有效性的问题，白教授提出了两个关键点，一是“统治者的外推”，二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中国传统哲学比起欧洲古典哲学相比，更具有现代的特征。在古代，儒家以“恻隐之心”为基础道德，而“展示恻隐之心”也是现代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陌生人社会”的现在，它依旧能够作为法律与制度的基础和补充。
名师课堂办公室：刘方旺 何思佳 冯宇宁
图：赵曼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