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有何区别？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不可避免地，在传统教育洗礼下的我们早就习惯了泾渭分明地梳理问题。可是为什么林黛玉不能憎恨薛宝钗、孙悟空不能喜欢上白骨精、小燕子不能算计坑害紫薇……究竟该如何去审视这一切的条条框框、世俗陈规呢？荣幸的是，12月7日晚8点，我们从著名作家毕飞宇老师口中得到了答案。
毕飞宇老师讲到：“小说本身是一种具有哲学性的文本”。它不将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的任何一类作品拒之门外，就像杨树与枫树不因为树叶的颜色而有区别，事实上它们一样有绿油油的时候，也一样有金灿灿的时候。真正不同的是它们一个耐旱一个喜湿的根本属性，故而才彻底将它们分为了两大类。可就算是这样，也难逃它们都是树的本质。小说也一样，即便是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划分得再明确，也脱离不开它们都是小说的本质。可问题来了，既然本质相同，又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名称呢？答案是，不同领域的问题不能用一种方法去思考，就像《红岩》与《红楼梦》的不可比性一样。小说落脚于想要传达的哲学性，并在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上有一定的水准，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效果，也就不在乎故事的真假性。反之，如果着眼于描写叙述事实并引发深思，那么故事的真实性传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概括性的把握亦是一个优秀作品的核心所在。那么何为概括性？又要概括些什么呢？它并不是简单的一草一木缺一不可，就像张爱玲的作品从来不细写走廊围墙，却用诗意的笔触写下眉和眼之间的情感。因此，这里的概括性并不是指文本中所囊括的画面，而是整部作品所能映射的时代范围。一个阿Q能反映出整个文革时期的所有人，这就是一部好的作品的力道所在。这种概括性要的是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涵盖性，而不是单纯的华丽辞藻的堆砌，不是画面中所有场景的描绘，更不是当时所有情绪的宣泄。反之，如果对语言、场景描写、情绪的表达做到松弛有度，那样更能达到欲擒故纵、掌控节奏的效果。
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去统筹规划能够保证小说各个部分的整体运行。这里的整体性不仅是哲学性与概括性的结合，而且还是立足于小说本身的要素的结合，时空、角度、语言、情节、人物关系、情感……缺一不可。而要达到这种效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逻辑。这就像筑基盖楼一样，从第一层开始就要面面俱到，而且一旦动工就不能回头，往后文本的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布局都与大局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德国作家施林克的《朗读者》为什么不用物理时间进行叙事，而是先说明恋爱关系再追忆到法庭见面呢？为什么要以青年米夏的角度进入故事而不是妇女汉娜？事实上，这与整个作品中战争二代要求战争参与者反思认罪的核心思想密不可分。这也更合理地解释了《朗读者》中情节布局与角度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们再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区别何在？老师答：二者没有区别才是最佳的创造环境。实际上毕飞宇老师已经明确说明：立足于小说的哲学性，将必要的部分概括集中，最后整体运行，统筹规划。因为文学本就是一个纯粹自由的世界，虽然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用世俗去给文学定了性，分了类，虽然我们很难打破常规，但至少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意识——文学没有界限，没有束缚。
（名师课堂办公室：苟于庆，杨旭东）
